《美国文学纲要》连载:浪漫主义文学小说类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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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浪漫主义文学(1820-1860)小说类之二

浪漫主义文学

纳撒尼尔∙霍桑 (来源:Wikipedia)
纳撒尼尔∙霍桑 (来源:Wikipedia)

浪漫主义在形式上色彩晦暗,峥嵘险峻,这说明在缺乏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开创特有的风格是多么困难。 许多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终究难逃厄运:《白鲸》中所有海员都惨遭灭顶,仅伊什梅尔(Ishmael)一人生还;《红字》中多愁善感但罪孽深重的牧师亚瑟∙丁梅斯代尔(Arthur Dimmesdale)最终也难逃一劫。即使在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之前,美国文学中自我对抗的悲剧色彩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主宰。南北战争的爆发则说明,一个陷入内战的社会酿成了一场更大的社会悲剧。

纳撒尼尔∙霍桑(Nathaniel Hawthorne,1804-1864)

纳撒尼尔∙霍桑是美国第5代英国裔居民,出生在麻省塞勒姆(Salem, Massachusetts)。塞勒姆属海港,位于波士顿(Boston)以北,富甲一方,专事东印度贸易。一个世纪前,塞勒姆一名妇女被指控为巫婆,霍桑一位担任法官的先人恰好负责审判此案。霍桑在小说《七个尖角的阁楼》(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)中构思了法官心如毒蝎使家人受到诅咒的情节。

霍桑很多短篇小说的发生地是清教思想盛行的新英格兰(New England),最杰出的代表作《红字》(1850)已成为刻划清教美国(Puritan America)的经典作品。作品讲述多愁善感的青年牧师亚瑟∙丁梅斯代尔与本镇一位妩媚动人的女子海斯特∙白兰(Hester Prynne)被禁锢的热恋。故事发生在1650年前后清教徒殖民初期的波士顿,表现了以加尔文式(Calvinistic)的执著信念诠释伦理、性压抑、负罪感与忏悔及精神救赎。

《红字》在其问世的时代是一部反传统,甚至具有颠覆性的作品。霍桑的这部作品风格儒雅,历史背景深远,文笔具有模糊性,弱化了创作主题的残酷性,很符合大众的趣味。但是拉尔夫∙沃尔多∙爱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)和赫尔曼∙麦尔维尔等老于世故的作家认为此书有着“地狱般”的魔力。作品涉及19世纪美国一些通常受到压制的问题,例如新的自由派民主经验对个人行为,特别是对性和宗教自由产生的影响。

这部作品的结构编排严谨致密,文字优美,且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早期清教徒殖民者惯用的寓言手法。

霍桑的声誉还来自他的其他长篇和短篇小说。 在《七个尖角的阁楼》(1851)中,他再度以新英格兰历史为主题。崩溃倒塌中的“阁楼”意指塞勒姆的一个家庭,同时也指实际的房屋结构。作品的主题围绕一个世代承袭的咒语展开,讲述了爱情化解劫难的过程。有一位评论家指出,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霍尔格拉夫(Holgrave)道出了霍桑本人以民主的精神对旧式贵族家庭的不屑一顾:“循理以求,每隔半个世纪,至少应有一个家庭融入普通百姓的茫茫人海,忘却自己的家庭渊源。”

霍桑的最后两部小说并不那么成功。这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他生活的时代,浪漫主义的魅力不免受到抑制。《福谷传奇》(The Blithedale Romance,1852) 颇引人入胜,因为作品描绘了布鲁克农场(Brook Farm)邻里间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生活。霍桑在作品中抨击了那些狂妄自大、追求权力的改革者,他们最深层的内心并非相信真正的民主。《玉石雕像》(The Marble Faun )(1860)的故事发生在罗马(Rome),但讲述的仍是清教徒有关罪恶、孤独、赎罪和救赎的主题。

上述主题以及他为作品设置的新英格兰清教徒殖民地的独特背景,也是霍桑许多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的显著标志,如《牧师的黑面纱》(The Minister’s Black Veil)、《小伙子布朗》、《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》(My Kinsman, Major Molineux)等。最后一个短篇讲述一名天真无邪的乡村青年进城谋生──美国19世纪城市化过程的必由之路──希望得到有权势的亲戚帮助,但他和这位亲戚从未谋面。罗宾(Robin)历尽艰辛寻找少校,最后卷入一场奇特的夜间骚乱。在这场骚乱中,一名男子似乎因失去权势沦为罪犯,结果被赶出城区,场面即荒谬可笑又残酷无情。罗宾捧腹大笑,笑声比任何人都响亮,但后来才恍然大悟:这名“罪犯”正是他寻找的人──作为英国的代表,刚刚被一群美国的革命民众推翻。作品表现了芸芸众生共同受到的罪恶与苦难的束缚。作品还突出了自强不息的主题:罗宾必须与每一位民主的美国人一样,学习如何勤劳致富,不依靠富裕亲戚给于的特惠。

《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》揭示了霍桑的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:他的作品鲜见生活正常的家庭。库柏的《皮裹腿故事集》试图将家庭安排在最难以想象的荒蛮之地,霍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则经常涉及破碎、不幸或不真实的家庭,讲述孤独的个体遭受的痛苦。

革命的意识形态或许也为讴歌令人自豪但被异化的自由发挥了作用。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美国革命犹如青少年的反抗行动,要求摆脱英国的家长统治和不列颠帝国的大家庭。美国人获得了独立,但又陷入进退维谷的迷思,不知如何在旧体制之外发掘自身的个性特征。这种场景已经无数次在美国西部边疆重现,以至于孤独经常成为小说中美国人基本生活状态的写照。清教主义及其分化而出的新教告诫信徒,个人的首要职责是拯救自己的灵魂,这或许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地位。

雾谷飞鸿/美国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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